1945年的“八一五”是举国欢庆胜利，日本战败投降，令人终身难忘的日子。然而我们更不能忘记1931年的“九一八”。在我国东北的奉天(今沈阳市)，上演的那场日寇入侵、乱我中华、众生涂炭、铁蹄践踏的人间悲剧。而且波及到全国各个角落。特别是天津的滨海地区，更是这场悲剧的前沿阵地。“九一八”之夜是惨痛的一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蓄意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后，竟然嫁祸于中国军队。他们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奉天城发起突然袭击，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在短短的4个多月内，我东北大好河山就全部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在以武力强占我国东北的过程中，为了牵制我东北军在华北的兵力，拼凑和扶持其傀儡政权，于1931年11月间，在天津一手炮制了“天津事件”(亦称“便衣队暴乱”)。名义上是便衣队，实际上都是日本从社会上搜罗来的一帮流氓、地痞、恶棍，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这次暴乱波及到天津的南市三不管、海光寺、西广开、西门里、西关大街、西马路、宁家大桥等地，均发生了激烈战斗，无辜民众死伤多人，市内一万多户居民流离失所。暴乱期间，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交通中断、市面萧条，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损失。 “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件”，使天津人民强烈地感受到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眼看日本侵略者猖狂肆虐，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国民党政府却屈辱退让。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前沿的天津各界爱国群众，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在全市兴起。自1931年以来，由天津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和各工厂的工人发起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1935年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天津的爱国学生随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一八”和“五二八”学生运动。抗日救亡的浪潮激荡着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国民大众纷纷行动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要求政府与日断交。爱国知识分子也走出书斋，他们以笔为武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热情讴歌天津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情怀。许多文艺界的人士也组织义演、义卖，将其所得与市民们主动募捐的款物，一起送往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正当天津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涛一浪高过一浪之际，国民党政府却一再对日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对我国华北的侵略，迫使国民党政府于5月31日，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全权代表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的全权代表副参谋长岗村宁次，在塘沽伪满铁路公司运输部办事处(即今边防检查站址)签订《塘沽协定》 ，从而使华北门户大开，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签订后，日本不仅将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还在塘沽地区修建军用仓库和军事设施。修建工程结束后，日军将修建工人全部杀害、埋掉灭口；部分尸体弃入海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

　　自此，驻扎在滨海塘沽一带的日军，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极尽破坏捣乱之能事。1936年7月9日凌晨两点钟，驻塘沽日军香川部队的30名步兵，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把船划到东沽，要求在那里登岸。东大沽是二十九军刘汝明部第一四三师一三三旅六团一营的防守地。因为事先没有接到日军进行演习的通知，中国守军理所当然不允许日军上岸。日军不听劝阻，强行登陆，引起冲突。双方互相射击，各有伤亡。后经中日双方出面制止，枪战方息。这就是当时的“大沽冲突事件”。7月10日，中方团长奉命向日军队长香川表示歉意。天津市长张自忠等人出面，向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进行解释，此事才得以了结。“大沽口冲突事件”之后，日军对我守军的挑畔，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嚣张。他们正在逐步阴谋策划着一场更大的侵略行动。所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都逃不过两年前(即1934年9月)成立于塘沽铁路扶轮小学的中国共产党在塘沽的第一个党支部的眼睛，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给人一种“风雨欲来”的危机感。

　　(程存志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