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伯

　　1945年8月，我由中共华北分局派来天津市委，参加接管天津工作，由于日本不向我们投降，在市委的指示下我转入塘沽做地下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后，接管天津工作的天津市委属华北分局和冀中区党委领导，驻在胜芳。当时，我和李中垣带了八九十人的干部和武装队伍，被派往天津东南郊一带活动。在李七庄东南的一条河边上，我们与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我们撤出后请示市委如何活动，市委指示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分两部分在小站、塘沽郊外活动，并指示由李中垣带一部分人去南郊；我带一部分人去塘沽。

　　我们的队伍从郊区向塘沽靠近，在邓善沽、南开村站住脚。根据天津市委的指示，建立了中共塘沽区委员会和塘沽区政府。在邓善沽北桃园活动。我任书记兼区长，魏良、张达为区委委员。当时的工作任务，第一、发动群众，发展积极分子，筹建农会。第二、争取改造伪政权为我们服务。第三、用派人进去(派我地工和地下党员进入塘沽区以谋各种职业为掩护，发展组织)选人出来(由我地下党员在塘沽区各行业中发现进步工人、农民、市民、学生等送到解放区经过短期培训后派回工作)的方法开展工作。选出来的傅海山是最早的一个。傅以在新河车站开饭馆为掩护，成为我们在市内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

　　1945年初冬，国民党反动派活动更猖狂了，我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开展工作遇到极大困难。这时市委指示我们暂时放弃市外工作，集中力量转入塘沽地下。现有干部能转入地下的转入地下，不能转入地下的撤回天津市委。按照市委指示，我们选了一部分转入地下(如张师仲、肖曼都是当时派进去的，郭英、史希贤也曾派进去过)，一部分回到市委。区委改为中共塘大工作委员会，工作方式完全变为秘密性的。郊外政权工作暂时放弃。工委在宁河县南淮渔淀村设了一个秘密小机关，专做拉出来派进去的工作，是工委开会研究工作的所在地。我转入塘沽地下后，很快就被敌人发觉，开始搜捕我。一次我在新河车站下车去北邻村，刚到关系户不久，敌人就乘车追来，幸被机智的关系户支走，我趁机从后门绕道走了。

　　后来，根据上级指示，天津工委调我离开塘沽，但接替我的人一时选择不到，直到1946年冬我才完全离开塘沽。

唐伯 1945年塘沽区委、塘大工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