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的故事 引言
李小芹回忆到：父亲1959年7月从塘沽调到天津时带回来一个做工粗糙的小木箱，沉甸甸的，塞在床铺底下。后来家人知道是他的学习材料，便多年无人问津。直至2013年5月23日母亲去世后整理遗物，才被我打开。箱子里有九十本书籍，大部分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也有1944年至1953年间党组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发给干部的各种学习材料。这些书籍大部分是纸张极为粗糙的简易铅印本，也有难得一见的油印本。
李自牧同志1949年1月任塘沽区政府秘书室主任，1951年1月至1955年3月任塘沽区副区长，1955年3月至1956年7月任塘沽区区长，1957年8月至1959年5月任塘沽区区长、副书记、代理书记、书记处书记。
在整理李晓芹捐赠的其父李自牧的档案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李自牧同志留在书籍里的“信仰”，与妻子共勉前进的“情书”，对塘沽这片热土的“真爱”。
二、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抗战到底，革命到底，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1937年7月7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8月日寇就占领了平汉铁路。9月下旬，国民党唐县政府在县长的带领下仓皇出逃，一时间城乡逃兵乱窜，匪患四起。面对此情此景，李自牧心情是非常苦闷的。他说，“眼看就要当亡国奴，我的爱国热情激于心怀”。
正当这时，传来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紧接着八路军来到唐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距保定50公里，曾经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三分区司令部所在地）。1937年10月，当他看到八路军115师骑兵营的队伍经过村子，雄赳赳气昂昂地自西向东开去，他说：“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激动得流下热泪，中国又有救了！因为不久前国民党的军队潮水般向西南方溃退，现在是八路军由西向东挺进，这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村里广大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那时八路军在农民群众中威信极高，因为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他们对老百姓是那样好，对人非常和蔼可亲。他们住在村里，给老乡挑水、打扫卫生，与国民党军队打人、抓夫、抢东西相比较，有着天壤之别。广大群众和抗日干部热爱八路军，拥护八路军，并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队伍。”
八路军在唐县各村贴标语、开大会，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抗日。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李自牧毅然决定参加革命，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回忆道：“1937年11月初，唐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西大洋开始建立抗日救国组织——抗日自卫会，我积极地参加了抗日工作。开始并不知道怎样做工作，只能搞些宣传，后来随着工作的开展，建立起区武装大队部，便担任西大洋区武装大队部的副大队长以及指导员、大队长。当时工作热情很高，整天往各村去建立自卫队的组织、查岗、开会、训练等，不管黑夜白天，也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和疲劳。”
1938年夏，李自牧接到权哲民从唐县抗日政府打来的电话，说他马上要去受训，调我到县政府接替他总务科长的职务。我怕担负不了，要求做具体工作，他与县政府政务秘书马树乾说了一下，分配我到民众教育馆当馆员，除分工管总务工作之外，还在当时民众教育馆出的报纸《战斗报》当编辑。1939年6月民众教育馆调整，李自牧被分配到五区、八区区公所任教育助理。1940年4月，他奉命到一区山南庄中心小学任校长。1942年6月，他调到唐县县政府教育科任科员。1943年6月到定唐县（1942年1月成立，1945年9月撤销）县政府民教科任督学。1945年6月14日中共“七大”闭幕，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决定立即进行复校、扩校。当月，他接到上级命令，赶赴华北联大报到，在教育学院当教员。9月，随学校迁往张家口。1945年11月，他被调到张家口女子中学任教员。1946年4月到张家口市教育局任督学。1946年8月，他奉命回到阜平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从事保卫张家口、支援前线的工作。1948年春，参加了冀东十五专署成立的土改工作队，到玉田县宣传、落实党的土改政策，进行纠偏工作。
参加革命工作后的李自牧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从不计较得失，无论是当校长努力办好抗日小学，为革命培养后代；还是到教育科做管理，积极开展农民业余教育，办“冬学”、“民校”，将其作为抗日宣传阵地和学习文化、扫除文盲的场所，都是脚踏实地、全力以赴。他认为：“调动是工作上的需要，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做了抗日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李自牧晚年曾讲到，抗战八年，日军每年都有几次大规模扫荡，小规模出兵骚扰则更是家常便饭。最艰苦的是1943年，“五一”大扫荡历时十天，秋季大扫荡历时三个月，紧接着12月又进行冬季大扫荡。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无恶不作，灭绝人寰。唐县有几百名优秀干部献出了宝贵生命，上千名热血青年为国捐躯，万余抗日群众被杀戮，数以几万计的房屋被烧毁。那时唐县设有特务机关，汉奸、特务和告密者设法收集八路军的情报，突袭八路军驻地，防不胜防。为此政府机关经常迁址，有时晚上刚睡下就需要转移，甚至一宿要换好几个地方。干革命就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知哪天就去见马克思了。
(滨海新区档案馆珍藏：李自牧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
当我们翻看捐赠的《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找到了李自牧同志坚定信仰的来源。李自牧同志在反复学习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章时，“用红铅笔标出的重点词句，在空白处留下的学习心得”是他信仰的足迹。他写道：“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敬的，他是领导我们抗日的伟大领袖。我最爱读毛主席的著作。那时由于印刷困难，哪怕是得到一本油印的毛主席著作，我都感觉是最大的幸福。”“我认真努力地做好上级组织分配给我的每一项工作，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没有被吓倒过——不管是敌人频繁残酷的大扫荡，还是吃高粱、黑豆、谷糠、树叶，或是家庭困难，老婆孩子挨饿吃不上饭等等，都没有动摇过我抗日革命的决心和意志，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抗战到底，革命到底，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三、幸福的生活是党给我们的,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地前进吧!
1948年12月，陶宗玲（李小芹的母亲）正在唐山开滦护校上学，得知接收塘沽需要一个懂医务的人员，自己又曾经作为地下党员在天津工作过,便主动请缨，毛遂自荐，到唐山市军管会找到了时任塘大市市长郭正邦，得到同意后，随后回校办理了退学手续，拿着介绍信，乘火车到汉沽镇桥沽村（当时为接收塘沽的机关驻地）报到。陶宗玲回忆说：1949年1月17日，她们是迎着战地硝烟进入塘沽的，一路上国民党士兵的尸体随处可见。
也许缘分本是天注定，一到塘沽，陶宗玲就遇见了时任塘大办事处秘书主任的李自牧，并分在了同一个支部，时为塘沽区政府党支部。这两位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从此在海河岸边多了一对革命伴侣。
(滨海新区档案馆珍藏:李自牧与陶宗玲书于1949年5月1日情书)
1949年5月1日，热恋中的情人互换了定情之物，这个定情之物是一个袖珍的小本子。在这个小本子里，李自牧为自己爱人写下一篇深情的告白：“把幸福的生活刻记在这个小本子上，作为永久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这幸福的生活是党给我们的。玲！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地前进吧！为了将来更美满更幸福的生活！”。或许是幸福来的太突然，从小就大大咧咧、不善言辞的陶宗玲一时没了主意，情急之下，她照猫画虎，把李自牧的话重新抄写一遍，只不过把“玲”字改成了“牧”字。
四、我要去塘沽开会，快点儿，别去晚了。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到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阶段，中共冀东区委组织了专门的城市工作队，为后续接管城市做准备。同年11月，组建了中共塘大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区划范围包括塘沽、东大沽、西大沽、新河、新港等地区。李自牧于12月从冀东十五专署调入塘沽军管会，与其他二百多名冀东干部一起参加培训，准备接管塘大市。李自牧作为接管塘大市的首批干部之一，从此与塘沽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和深厚的感情。
从1949年天津解放到1959年上半年,李自牧在塘沽工作十余年。他把百分之百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塘沽区的建设和发展。他秉承为国家效力，为人民服务，对党负责的信念，殚精竭虑，大公无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在建国初期，为塘沽整顿社会秩序，清匪反霸，消灭封建势力，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塘沽的农业、渔业，发展教育事业，推进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并全程参与了“塘沽区”更名工作，1951年11月8日，天津市市长黄敬到塘沽视察工作，区委书记周克刚提出将“塘大区”改为“塘沽区”的建议，黄敬当时表示同意。即日，以区长周克刚、副区长李自牧签署的区人民政府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正式报告送达市政府。1952年1月5日塘大区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会议上，经全体代表讨论，一致同意将“塘大区”改名为“塘沽区”。天津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2月19日发文批复同意。
他的女儿李小芹回忆到，父亲此生最眷恋的不是他的故乡，而是塘沽。他留恋这片热土，牵挂昔日的老友。离开塘沽后，他依旧关心塘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经常回去看望老同事。1984年，天津拟建设滨海开发区，塘沽的老干部无不为之振奋，李自牧故地重游，看到这片即将开垦的处女地（那时还只是一片盐碱滩），心情无比激动。他晚年患有“脑痴呆”症，一天早上，他喊我的丈夫李建军扶他起来，帮他拿拐杖，建军很奇怪，问他要干什么，他着急地说：“我要去塘沽开会，快点儿，别去晚了。”那时，他已经离开塘沽30多年了。
如今，过去的那片盐碱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下，已经旧貌换新颜。让我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拓荒者的遗志，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为美丽滨城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天津市滨海新区档案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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